魏晋十六国时期。到了公元420年，北魏才统一了中国北方，继而又分裂。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城镇空间艺术的重要阶段，是其逐步定型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有着深远的影响。以魏邺城、北魏洛阳为代表的城镇，直接为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建设提供了蓝本，奠定了以后城镇空间艺术发展的基础。由于中原混乱，民族大量南迁，江淮流域及闽粤一带经济得到发展，结合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城镇得到迅速发展，如：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建康城、大城镇杭粥、广陵（扬州）、明州（宁波）等。这时城镇的特点是：权力中心结构、区划分明，布局严谨；城镇道路严整，主干轴丁字交于宫前，把中轴对称布局的手法从一般的建筑群扩及整个城镇空间，把构成轴线的建筑物集中成线型空间，形成景观序列，丰富了城镇空间景观艺术。北魏洛阳是在汉魏洛阳的基础上修建的，它综合了古代都城建筑的有益经验，改变了“面朝背市”的束缚，也克服了汉长安、洛阳缺少规划的缺欠，形成城市建筑史上颇有影响的都城。洛阳城按不同的功用，明确划区，宫城集中，突出了皇权思想，居住区划和商业区划则严格整齐。这时的高台建筑虽已减少，但宫殿的设计仍继承前代的传统，常是飞阁相通，凌山跨谷，形成高低错落、复杂而灵巧的外观。北魏洛阳城开创了从小城镇群集组合方式发展成大城镇空间整体有机构架的雏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它具体地提出并实践了由秦汉时期向隋唐鼎盛时期过渡的承前启后的封建城镇空间建设的方法和制度，影响了以后整个封建社会的都城空间建设。东晋的都城建康则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适应发展的需要和防御目的，并考虑了观赏游览的要求，利用河川湖泊，造成虎踞龙盘的形式。湖泊水面与寺庙多变的空间变化相辉映，使建康城具有园林化的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影响。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发展，由宫、殿、楼阁建筑为主，充以禽兽，其中的宫苑形式被扬弃，而古代苑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被继承。以山水为骨干是园林的基础，构山要重岩覆岭、深溪洞壑，崎岖山路，涧道盘纤，合乎山的自然形势，山上要有高林巨树、悬葛垂萝，使山林生色。叠石构山要有石洞，能潜行数百步，好似进入天然的石灰岩洞一般。同时又经构楼馆，列于上下，半山有亭，便于憩息；山顶有楼，远近皆见，跨水为阁，流水成景。这样的园林创作方能达到妙极自然的意境。由于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所以，他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的私家园林中。如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石祟，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他聚敛了大量财富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记载：“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金谷园地形既有起伏，又是临河而建，引来金谷涧的水，形成园中水系，河洞可行游船，人坐岸边又可垂钓，岸边杨柳依依，又有繁多的树木配置，飞禽鸡鸭等，真是优哉游哉。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大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经营起来。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洛阳造园之风极盛。在平面的布局中，宅居与园也有分工，“后园”是专供游憩的地方。“石蹬难尧”说明有了叠假山。“朱荷出池，绿萍浮水”，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绿化布置，不仅说明绿化的树木品种多，而且多讲究造园的意境。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帝王的陵墓主要是设法防止盗掘。这种做法始于魏文帝曹操葬于高陵（今天的河北临漳）上的殿屋，所以民间一真有曹操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其实，“古不墓祭”只是他的借口而已，他在为自己营建寿陵时，道出了真正的原因：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因而决定“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魏文帝这个决定，对时局动荡不定的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不仅二百多年间，没有出现大型的陵墓，而且豪富家族的厚葬风气，也大有收敛。从考古发掘来看，南朝陵墓具备下述特点：一、陵墓依山建筑，一般在山上开凿较规整的长坑为墓室，然后填土夯平再起坟丘。室外四周修建多条擗土墙，室前建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墓室底下还修建排水沟，以防潮湿。二、由于大批的南下人民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出现了规模较大、布局规整、较豪华的地宫。地宫一般都包括墓室、甬道、封门墙、墓道和排水沟五部分。三、陵寝建制无一定规律，而是注重风水，营建陵墓一般先由相墓者勘察兆域。四、陵前建置神道，神道两侧排列对称的石雕，寝殿施以石柱，由于佛教艺术的影响，石柱上多刻有莲花纹饰。南朝陵墓的石雕，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其造型设计和雕刻手法在汉代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由粗简向精湛发展，超脱出了汉代石雕古朴粗略的技法，艺术构思和雅刻技巧都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西晋灭亡之后，北方为十六国统治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正处于啜始社会末期，有的刚刚进入奴隶社会，没有能力营建大规模的陵寝，多采用传统的“掩埋”办法，不起坟，也没有任何标记，因此这一时期的陵墓至今未被发现。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迁都前，陵域在今山西大同方山一带，迁都洛阳后，陵域选择在洛阳泸河以西的北邙山。为了巩固其政权，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族文化，陵寝的建制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表现出以下特点：一、逐渐恢复秦汉以来的陵寝规制，一般建有较高大的封土堆，陵前建筑祭殿，为上陵拜谒之所。二、陵园内增置佛寺、斋室，表明佛教的影响渗入到陵寝制中。三、迁都洛阳后，陵域布局规整，带有鲜卑族族葬的遗风。泸河以西是北魏诸帝陵域，泸河以东，为近支皇族墓葬区和嫔妃葬地，再往东排列是“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内迁“余部诸姓”以及其他降臣墓地。这一布局与汉代帝陵陪葬制度有所区别。早在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的发展更是如破土春笋般迅速，佛教建筑被大量兴建，出现了许多寺、塔、石窟和精美的雕塑与壁画。据记载，北魏建有佛寺三万多所，仅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寺。南朝都城建康也建有佛寺五百多所。在不少地区还开凿石窟寺，雕造佛像。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窟洞型佛寺。重要的石窟寺有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峰峰南响堂山和北响堂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中所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我国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其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佛教是由印度（天竺）经西域传入内地的，所以，初期佛寺的布局融进了许多印度、西亚的建筑形制与风格，而后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中国的庭院式木架建筑使用于佛寺，而且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建于北魏时期（公元516年）的永宁寺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佛寺。寺院规制宏大，堪与宫廷建筑相比拟，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永宁寺塔是一座平面方形木结构阁楼式塔，由以郭安兴为首的工匠修建。据称塔高90丈，刹高10丈，共9层，距京城百里都可遥遥望见。塔有四面，每面三门六窗，朱漆扉扇，绣柱金铺。遗憾的是，该塔于北魏末年被焚毁。这一时期还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将宅第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宅第，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佛塔是为埋藏舍利，供佛徒绕塔礼拜而作，具有圣墓性质。传到中国后，将其缩小成塔刹，和中国东汉已有的各层木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除木塔外，此时还发现有石塔和砖塔。河南登封建于公元523年的嵩岳寺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也是唯一平面十二边形的塔。塔高39.5米，共十五层，形制雄健，而曲线形成的外轮廓又十分秀丽，是古代佛塔中的重要代表。总体来讲，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中国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变化更为迅速，建筑结构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结构发展；砖石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风格由前代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向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多用曲线的唐风过渡。此时期建筑艺术及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楼阁式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方面，额上施一斗三升拱，拱端有卷杀，柱头补间铺作人字拱，其中人字拱的形象也由起初的生硬平直发展到后来优美的曲脚人字拱。屋顶方面，正脊与鸱尾衔接成柔和的曲线，出檐深远，给人以庄重而柔丽的浑然一体之感。并以二方连续展示的花纹以卷草、缠枝等为基调，十分高雅、华美，为隋唐装饰风格奠定了基础。栏杆是直棂和勾片栏杆兼用；柱础覆盆高，莲瓣狭长。台基有砖铺散水和须弥座；门窗多用版门和直棂窗，天花常用人字坡，也有覆斗形天花。在建筑材料方面，砖瓦的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金属材料被用作装饰。在技术方面，大量木塔的建造，显示了木结构技术的提高；砖结构被大规模地应用到地面建筑，河南登封嵩岳寺塔的建造标志着石结构技术的巨大进步；石工的雕凿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时已出现少量的琉璃瓦，一般只用于个别重要的宫室屋顶作剪边处理，色彩以绿为主。在装饰方面，一般建筑物是“朱柱素壁”的朴素风格，而重要建筑物则画有彩绘并且常常画有壁画，“图象古昔，以当箴规”。刘备惠陵蜀先主昭烈皇帝刘备的惠陵位于四川成都市南郊，由夯土垒筑而成，呈圆形。砖砌成的垣墙环绕陵冢，周长180多米。陵前有杜甫也留下了“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的诗句，可见当时惠陵周围古柏苍郁，气势宏伟。惠陵苍松环抱，庄典肃穆；武侯祠绿瓦飞檐，雕梁画栋，交相辉映，气象万千。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文明太后即历史上著名的冯太后。永固陵位于山西大同市西北镇川乡附近，东临采梁山，北依长城的方山南部。永固陵俗称“祁皇坟”，始建于太和年间，历时四年，是北魏帝后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永固陵陵园建制基本沿袭东汉，底方上圆。地宫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室平面呈梯形，后室平面近方形，墓室南北总长17米多。连接前后室的甬道呈长方形，均用青砖砌成。冯太后棺椁放置在后室。为防盗掘，墓门由条砖封闭，还特意在墓道内堆积大量石块，在甬道内设置封门墙。整个地宫规模宏大，仅建筑墓室砖就达二十余万块。陵前建有石殿，称为“永固堂”，是朝祭典礼的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永园陵以它高耸壮观的陵冢，独特的陵园塔基成为北魏王朝陵园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永固陵在历史上先后三次被盗掘，金正隆年间，盗墓者从西北方打洞进入墓室，随葬品大部分被盗走。金大定年间，盗墓者再次进入墓室，前室的铺底砖全部被盗，随葬的大小石俑、石兽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破坏。清光绪年间，永固陵第三次被盗，墓中残余物又大都被盗走，所剩无几。宋武帝初宁陵初宁陵是宋武帝刘裕的陵墓，位于今天的江苏南京市麒麟门外的麒麟铺。初宁陵原有规模较大，内有寝殿和陵庙建筑，详情页设计但是陵园建筑多毁于兵火，陵冢已经被夷为平地。现在仅存陵前神道两旁的天禄和麒麟石雕。天禄居东，已经残缺不全，目嗔口张，昂首宽胸，五爪抓地，双角已失，有须子和双翼，翼呈鳞羽和长翎状，卷曲如勾云纹，极富装饰意味。麒麟居西，四足已失，体态与天禄对称，仅头略向后仰，独角尖已残断，双翼的形状与天禄相似。两尊石雕造型凝重、古朴，与汉代石雕刻风格一脉相承。齐景帝修安陵齐景帝修安陵，位于江苏丹阳县城东北，鹤仙坳山岗南麓。修安陵依山为穴，陵前建有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兽一对，东为天禄，西为麒麟。天禄和麒麟是传说中的灵异瑞兽，陵前列置二兽，寓意皇帝受命于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修安陵前的石兽与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一样，是由整块巨石雕琢而成，但其风格不同于西汉石雕的朴实与浑厚，而是注重形体美，刀法细腻，是名副其实的圆雕。从造型上看，尽管这些石兽是人们凭着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兽类的形象是真实的。石兽整体和局部造型和谐，富有节奏感，似在旷野面对苍穹嘶吼、奔腾，是南朝时期石雕艺术的珍品。南朝建康建康位于秦淮河入江口地带，西临长江，北枕玄武湖，东依钟山，形势险要，向有“虎踞龙盘”之称。南朝都城建康最早为春秋末年越国灭吴后建的越城，历东晋、宋、齐、梁、陈三百余年，共有六朝建都于此。建康城周围20里，有12座城门。宫城位于都城北侧，周围8里。官署多沿宫城前中间御街向南延伸；居民多集中于都城以南秦淮河两岸的广阔地区，大臣贵族多居于青溪、潮沟两岸。在宫城南面两侧又各建小城两座，东面是供宰相居住的东府城，西面是扬州刺史所在的西州城。濒临长江的石头城则是保卫建康的重要军垒。整个建康城按地形布置，形成了不规则的布局，中间的御街砥直向南，可直望城南牛首山，其他道路都是“纡余委曲，若不可测”，可见地形对城市布局起着明显的作用。相比其他新建都城，建康城具有更为丰富的城市轮廓线，更贴近自然山水的人居环境，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城市特色。此外，南朝佛教极盛，尤其是梁代，故建康城内有几百座佛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建康还是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内有不少外国使者、商人及僧侣，为城市增添了几分活力。北魏洛阳北魏洛阳参照西晋洛阳都城宫室而建，一年后规模初具。七年后于京城四面筑居民里坊及外郭。北魏洛阳的总体城市布局是，京城居于外郭的中轴线上，宫城位于京城偏北，官署、太庙和永宁寺木塔，都在宫城前御道两侧。城南还设有灵台、名堂和太学。市场集中在城东的洛阳小市和城西的洛阳大市两处，外国商人则集中在南郭门外四通市。宫城吸收了东晋、南朝建康宫的特点，建有内外三重宫墙，最高政权机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在第二重墙内，第三重墙内分为朝、寝两区。朝区中以主殿太极殿和与之并列的东堂、西堂为中心，殿南有广庭，与宫城南面正门阊阖门和门外的铜驼街相对，形成全宫、全城的主轴线。太极殿与东堂、西堂间有横墙，墙上有门，门内即寝区。在中轴线上建有前后两组宫院。前一组为式乾殿和显阳殿，后一组为宣光殿和嘉福殿。四殿前后相重，左右各建一翼殿，都形成和太极殿及东西堂相似的三殿并列布局，并前有殿门，左右有廊庑，围成四个宫殿庭院。在显阳殿和宣光殿之间有一条横街，称为永巷，将寝区中轴线上的四所宫院分为两组。永巷东西经东西面宫墙上的三重门可通到宫外。在中轴线上四座宫院的两侧还有次要轴线，建有若干次要宫院。寝区的布局虽然和魏晋时基本相同，但在性质上已有改变。式乾、显阳两所宫院已不再像魏晋洛阳宫和东晋建康宫那样用为帝寝、后寝，皇帝常在这里进行公务活动，性质近于东堂、西堂。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居民有十万九千余户，加上皇室、军队、佛寺等，人口当在六七十万以上。城郭之间采用里坊制，里坊的规模是一里300步见方，每里开4座门，每门有里正2人，吏4人，门士8人，管理里中住户，可见当时对居民控制是很严的。荟林苑古都洛阳是东汉、魏、西晋、北朝历代的首都。东汉末年，在洛阳已有皇家园林十余所之多，魏晋时期在汉旧有的基础上又加以扩建，在洛阳城内北偏东的芸林苑是魏明帝时加以扩建的。据《魏春秋》记载：“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帝愈增崇宫殿，雕饰楼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子太行谷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芸林之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是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居力。”扩建芸林苑时皇帝也亲自率百官参加，可见芸林苑是重要的一座皇家园林了。又据《魏略》记载：“青龙三年（公元235年）……于芸林苑中起陂池，楫掉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技歌者各有数千。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片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水，使博士马均作司市东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景初元年起土山于芸林苑西阪，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以禽兽置其中。”芸林苑可以说是仿写自然，人工为主的一个皇家园林，园内的西北面以各色文石堆筑为土石山，东南面开凿水池，名为“天渊池”，引来谷水绕过主要殿堂前，形成园内完整的水系。沿水系有雕刻精致的小品，又有各种动物和树木花草，还有供演出活动的场所。从布局和使用内容来看，既继承了汉代苑囿的某些特点，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为以后的皇家园林所模仿。云冈石窟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当时的佛教领袖“沙门统”昙曜为主管，在首都平城（今大同市）西的武周山上开凿洞窟，镌亥4佛像。根据昙曜的建议，当时开凿了五个洞窟，共雕刻出释迦像五尊，象征着北魏太、太宗、世、高宗和高五位皇帝，体现了“皇帝即佛”的宗教主题。这五个石窟现在分别被命名为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窟，也称“昙曜五窟”。文成帝去世后，献文帝和孝文帝继续在武周山麓凿洞塑像，形成了云冈石窟建造的第二个时期，也是最繁盛的时期。这时期开凿的石窟共分五组，即现在的第七、八双窟，第九、十双窟，第一、二双窟，第五、六双窟和第十一、十二、十三窟。此外，这期间还修建了云冈石窟中最大但中途停工的第三窟的基础工程，第十六、十七窟中未完成的部分以及第二十窟以西的个别小窟。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至农民起义军攻陷平城（公元526年）期间，云冈石窟的工程继续进行，但大都是一些小型窟龛。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以完整而精妙的佛像造型于2001年12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据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云冈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最小的佛像2厘米，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异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有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有精雕细刻的装饰纹样，还有栩栩如生的乐舞雕刻，生动活泼，琳琅满目。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云冈第五、六窟在云冈石窟群中部，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约公元465～494年开凿的一组双窟。庙前有清唐代泥塑重装。窟内满雕佛龛造像。窟西侧刻有两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六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二层方形塔柱，高约14米，塔柱上雕有四方佛，上面四角各有一座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上。窟四壁满雕佛、菩萨、罗汉、飞天等造像。环绕塔柱四面和东南西三壁的中下部，刻有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内容连贯，构图精巧。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内容丰富，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有代表性的一窟，也是中期造像艺术汇集的大检阅。云冈第七、八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中部，为一组双窟，是云冈石窟第二期开凿较早的石窟。第七、八窟平面均为长方形，窟内布局上下分层，左右分段。第七窟后室北壁上层天幕龛的中央，雕一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狮子座上，左右备一倚坐佛像，边为二胁侍菩萨。下龛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壁与窟顶相接处雕一排伎乐人像，各执乐器演奏。东西两壁对称开凿，壁与顶部相接处雕一排千佛。下分四层，雕有八个不同的佛龛。南壁凿有一门一窗，左右两侧各雕四个佛龛。门窗间有六个供养人和伎乐天人像。明窗内雕菩萨和禅定比丘。内拱内雕力士、护法天王和飞天。顶部分格雕平棋，中为团莲，周雕飞天，把整个窟顶装饰得花团锦簇。第七、八窟与前期窟群比，在形制、内容、造像构成、题材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从中折射出北魏社会变革的洪流。昙曜五窟是由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五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无后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第十六窟本尊释迦立像高13.5米，面相清秀，英俊潇洒。第十七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15.6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第十八窟本尊为身披各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15.5米，气势磅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十九窟本尊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第二大造像。第二十窟为露天造像，正中为释迦坐像，高13.75米，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面部半圆，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两肩齐挺，造型雄伟，气势浑厚。云冈五华洞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的第九至十三窟。这五窟因清代施泥彩绘而得名。第九、十窟为一组前后室结构的双窟，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太和十三年竣工，辽代曾在此兴建崇福寺。两窟平面近方形。前定南壁凿成八角列柱，东西壁上部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的佛龛，余壁满雕佛像、飞天。后室窟门上雕有明窗，北壁主佛是释迦佛。第十窟主像是弥勒。后室门拱内外两面有精雕图案花纹，结构严谨，富于变化。第十至十三窟是一组，具有前后窟的第十二窟为中心窟。第十一窟中立方塔柱，塔柱四面上下开龛造像，除南面上龛为弥勒外，均为释迦立像。第十二窟前正室和东西壁上部均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屋形佛龛，前列两柱，洞开三门，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横笛、束腰鼓等乐器，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第十三窟本尊是交脚弥勒菩萨，高约13米，右臂下雕一力士托扛，既产生了力学作用，又兼具装饰效果。南壁上层的七佛立像和东壁下层的供养天人，皆为窟中精品。五华洞雕饰绮丽，丰富多彩，是研究北魏历史、艺术、音乐、舞蹈、书法和建筑的珍贵资料。云冈东部窟群，指云冈石窟东端第一至第四窟，均为塔洞。第一、二窟为同期开的一组，凿于孝文帝迁洛前，窟内中央雕造方形塔柱，四面开龛造像。第一窟主像是弥勒，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释迦像，浮雕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第二窟是释迦像，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三世佛。两窟南壁窟门两侧都雕有维摩、文殊。第三窟为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前立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两室，前室上部左右各雕一塔，中雕方形窟室，主像为弥勒，壁面满雕千佛。后室南面两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衣纹流畅的一佛二菩萨。坐像高约10米，二菩萨立像高6.2米。从风格和雕刻手法上看，很可能是初唐时的作品。第四窟风化水蚀严重，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年间铭记，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